方剂是在辨证审因，决定治法以后，根据不同的病情，选择合适的药物，酌定剂量，按照一定的组方原则配伍组合而成。《素问·至真要大论》指出:“主病之谓君，佐君之谓臣，应臣之谓使。”这是方剂的组成原则。汉·张仲景《伤寒论》与《金匮要略》中的首方剂，约有三分之二体现上述组成原则，唐·孙思邈《备急千金要方》和王焘《外台秘要》中诸多有效方剂的组成，亦配伍严谨，主从有序，说明汉、唐之际的临床医家运用“君臣佐使”制方理论已较为普遍。宋、金、元时期，成无己《伤寒明理论，药方论》以其探讨《伤寒论》辨证立方之旨，开拓方论研究之先河，使《内经》的制方理论在后世医家创制化裁新方中得以推广。其后历代医家如张元素、李杲、王好古、何柏斋、许宏、吴昆、汪昂、柯琴等，分别从理论与实践的不同角度对方剂的组成原则有所贡献和发展，丰富了方剂的制方理论，从而使“君臣佐使”理论在方剂的组成与具体应用上更臻完备。建国以来，随着《方剂学》学科的建立，方剂的配伍理论与方法得以系统地总结和研究，尤其是方剂实验研究的深人开展，进一步揭示了“君臣佐使”组方原则的科学内涵。
鉴于“君臣佐使”组成原则的提出，经历了漫长的认识和实践过程，不少医家对此认识颇不一致，加之有些方剂的组成不能完全用“君臣佐使”的制方理论加以解释，给方剂的系统整理与现代研究带来一定困难。为此，这里拟从“君臣佐使”的涵义、历代医家对此的不同认识及其研究展望等方面就此进行论述。
一、“君臣佐使”的原始涵义
“君臣佐使”一辞，亦见于《神农本草经》。该书根据药物性能和应用的不同，以“君臣佐使”区分药物的上、中、下三品，即上品为君，中品为臣，下品为佐使。与方剂组成原则的涵义完全不同。故《素问·至真要大论》指出:“方制君臣，...非上中下三品之谓也。”说明“君臣佐使"的原始涵义，有药性分类和制方理论两个方面。方剂“君臣佐使”的提出，源于《内经》，对此应严格加以区别。《内经》时期的制方理论，借喻当时的国家体制君、臣、佐、使的不同设置，提示药物在方剂中主次从属的不同关系。所谓:“主病之谓君，佐君之谓臣，应臣之谓使。”指出方中起主要治疗作用者为君，辅助君药者为臣，应和臣药起治疗作用者为使。由于药物在方中的作用有主次从属之分，且“君臣佐使”的药味因配伍需要有多寡之别，故《内经》根据临床所需的制方大小，进一步对方剂的组成作出“君一臣二”、“君一臣三佐五”、“君一臣三佐九”等形式上的规定，从而使遣药组方有规矩可循。宋·沈括分析方剂的组成原则时指出:“用药有一君、二臣、三佐、五使之说，其意以谓药虽众，主病者在一物，其他则节节相为用，大略相统制，如此为宜。”《梦溪笔谈》说明“君臣佐使”是据药物在方剂中的主次用而决定的。明·何柏斋进一步补充说：“大抵药之治病，各有所主。主治者，君也；辅治者，臣也；与君相反而相助者，佐也;引经及引治病之药至于病所者，使也。”《医学管见》这对“君臣佐使”涵义的论述进一步有所阐发。
二、历代医家对“君臣佐使"的认识
自《内经》提出“君臣佐使”制方理论以来，不少医家从不同角度力图探讨区分“君臣佐使”的客观依据。概括起来，约有以下三方面。
1.根据方中药量大小区分“君臣佐使”
君药是方剂组成的主体，其用量在方中相对较大，而臣、佐、使药依次量小。所以，不少医家将方中药量大小作为区分“君臣佐使”的依据。李杲曾谓:“君药分量最多，臣药次之，不可令臣过于君。”(《脾胃论》)王好古亦谓:“为君者最
多，为臣者次之，佐者又次之，药之为证所主同者，则等分。”(《汤液本草》)吴球更具体指出:“凡用药铢分，主病为君，以十分为率，臣用七八分，辅佐五六分，使以三四分。”(《活人心统》)以上根据药量大小区分“君臣佐使”的论述，确有一定道理。但是，由于药物在功效特点、作用强弱及质地轻重等方面有明显差异，加之治疗需要有所不同，若完全以药量大小为准，则未免有失偏颇。如《伤寒论的大承气汤，柯琴认为“厚朴倍大*，是气药为君”(《伤寒来苏集·伤寒附翼》）。对此有必要加以讨论。首先从大*与厚朴的药性来看，前者苦寒，功长泻热通便，荡涤肠胃，活血化瘀；后者苦温，效在行气导滞，消痞除满，故对阳明腑实热结之证，宜以大*为君。其次，从三承气汤用药剖析，有用厚朴者，亦有不用厚朴者，惟大*为必用之品，说明三方均名“承气”，是以大*为君。第三，与《金匮要略》厚朴三物汤比较，其药物组成与小承气汤相同，用量却与大承气汤一致，突出行气药为君，主治腹满痛而闭者，却不称为承气汤，而名厚朴三物汤。可见，方以泻下为主，则君以大*;以行气为主，则君以厚朴。因此，若仅以方中药量大小区分“君臣佐使”，是不够全面的。
2.根据方中药力大小区分“君臣佐使"
由于临床治疗的需要，方剂的组成一般要求君药的药力较强，臣、佐、使药则相对较弱，故有些医家主张应据方中的药力强弱区分“君臣佐使”。如张元素所谓:“力大者为君”(录自《本草纲目》)，即是指此而言。然而，方中药力的大小与剂量、剂型等亦有关系，若单纯强调药力的大小，则不够确切。如《金匮要略》的枳术汤与《脾胃论》所载的积术丸，皆由枳实、白术二味组成，主治脾虚痞满之证。前者以痞满为主，故用药力较强的积实消痞为君;后者是以脾虚为主，所以用药力较弱的白术健脾为君。若拘泥于枳实、白术二者药力的孰强孰弱，忽略两方在用量和剂型上的差异，只能得出与原方本意不同的结论。又如《伤寒论》的麻子仁丸，方以麻子仁为君，为润下法的代表方剂。若以方中各药的药力而论，则大*泻下之力强，应为君药，如此既有悖麻子仁丸立方之旨，又与三承气汤配伍意义无法区别。所以，仅据方中药力的大小进行区分
“君臣佐使”，亦是不够全面的。
3.根据方剂命名的药物区分“君臣佐使”
历代方剂，大凡以其药物命名者，一般多为方中的君药，如麻*汤、桂枝汤等;或依“君臣佐使”顺序排列者，如麻*附子细辛汤、苓桂术甘汤等。不少医家从方剂命名的药物分析其“君臣佐使”，确有一定的道理。但是，以组成药物命名的方利，其涵义亦是多方面的，并不局限于君药。如《伤寒论》的十枣汤，为攻逐水饮的代表方剂，该方以大戟、尧花、甘遂峻下逐水为君、臣药，而以补养脾胃的大枣佐药命名。究其方义，盖因峻下逐水之品，易克伐脾胃，损伤正气取十枣煎汤送服，既能补脾养胃，又可缓和其峻烈之性，减少毒性反应，俾下不伤正，同时提示大戟、芜花、甘遂三物与甘草相反，不可贸然配伍，故方名“十枣”，实寓深意。又如《备急千金要方》的神曲丸，本为心肾不交，水不济火的目疾而设。方中磁石入肾，益阴潜阳为君;朱砂入心，清心安神为臣。二药合用，既滋肾潜阳，使肾精内充，耳聪目明;又交通心肾，俾水火既济，神志亦安。方以神曲命名，一是因为心肾不交，水不济火，除心、肾两脏失调外，亦与中焦脾胃失其斡旋有关，神曲消谷健脾，能斡旋中焦，有助于心、肾相交，水火既济;二是由于磁石、朱砂皆金石类药物，易于碍胃，神曲健胃助运，与之相配，既可避免金石药碍胃之弊，又能使水谷精微速化而上注于目。因此，单纯依据方名中的药物区分“君臣佐使"，难免有凿枘不合之弊。
以上所论，说明方剂的“君臣佐使”，是根据药物在方中所起的主次作用和配伍需要确定的，又与药量大小、药力的强弱等密切相关。若能全面地加以综合分析，对于方剂组成原则的理解，以及指导成方的应用和创制新方，均大有裨益。
摘自《方剂的配伍方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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